新型冠状病毒在岁末年初袭击了中国，直击中国地理位置上的心脏地带。

　　病毒狡猾之至，选择在一年之中中国人流动量最大、最为忙碌和最缺乏警惕性之时，从一个千万人口的中心城市下手。

　　中国科学家从接到应战命令，到判断病毒类别只花了一夜时间，测出全基因组序列只花了3天，分离出病毒元凶只花了7天。

　　如果没有这些，至今我们都不知敌人是谁，临床上不能确诊，流行趋势难以判断，药物筛选没有实验检测方法。

　　科学研究不同于临床，不同于生产，不直接满足民众的健康和消费需求，但它是临床和生产的基础。这一点，民众不是总能记得，科学家自身有时也会忘却。

　　同样被忘却的，还有大疫面前的战时思维。面对疫情，如同救命、救火，对于此等大事，民众不在乎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只关注结果是什么。

　　所以，未经演习的科学家如果把握不住节奏，拼命做事却可能落得骂名。最近，我们看到，科学家们在加紧病毒溯源、药物研发，某些媒体却在科学家后背练枪，甚至以“扒”科学家的个人生活取乐。

　　大疫当前就是大战当前，不要做瓦解政府、民众与科学界相互信任的事。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近期媒体事件。

　　关于何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曾坦诚回应，早期已经有人传人的看法，但要作出一个在科学上站得住脚的结论需要调查核实、分析判断，尤其要基于对新型病毒的检测以避免与季节性流感、腺病毒感染相混淆。

　　一直到1月20日才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是的，结论确实专业、可靠，达到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的水平，但是从舆论看，人命关天的大事被耽搁了。

　　与这批专家的谨慎再谨慎相对照，另一批战时状态被激发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开展候选药物的研发，有了惊喜的发现却过早地说出了口，又承受一波媒体“狂殴”。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合作，筛选到了若干候选药物，其中包括百姓较为熟悉的双黄连口服液。

　　之前，根据分子结构计算和预测，已有几家团队提出多种候选药物。但是，只有这两个所的合作团队率先在细胞水平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抑制作用。这是用科学实验方法真正观察到的生物学效应，而不仅仅是运算预测的结果。正因为武汉病毒所分离出了病毒，建立了细胞感染体系，他们才能够开展这样的检测。

　　所以，这一结果确实值得高兴。不能说只在细胞水平发现抑制效果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可笑的低级的。弗莱明当年发现青霉素，就是偶然在培养平板上发现了霉菌抑制细菌繁殖的现象！

这是初步的结果，确实是一个好苗头。

　　但意外的是，多家媒体深夜以“有药了”为标题发布这一新闻，导致民众误解，造成双黄连口服液迅即被哄抢。

　　次日，媒体采访的药物专家和临床医生可不买这个账：这个哪能叫药？按照药物研发的程序这只是第一步，临床肯定拒绝使用。

　　采访的人和被访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明白这只是研究的初步结果，接下来还要开展临床研究。

　　甚至有媒体对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开展训诫，好像他们比院士更懂药物研发程序。

　　以我个人经验，这个“有药了”的标题应该是媒体添加的，而不是科学家的手笔，但是“围殴”之时，矛头对准的是科学家。

　　从这些事例我们看到的是，科学家和医生实际上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虽免不了偶尔犯错误，却都在以他们的学识和判断维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

　　无论是在临床拯救病患的医生护士，还是在实验室研究烈性病毒的科研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

　　如果我们不可能像他们一样与病毒作战，至少也要为他们加油鼓劲吧。

　　当然，这场疫情也给了我们许多教训。比如，科学家既要分清科学结论的标准和重大疫情预警的标准，也要在与政府的沟通中更加具有责任担当、发出更加明确易懂的信号，而不是相互把判断推给对方。

　　又如，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既要坚定信念、持之以恒，也要明晰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之间的差距，清楚理解自身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方位。

　　从更大的视野来说，经过17年前的SARS和眼前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相信中国将会建立起成熟的防疫物资储备机制、疫情战备教育机制、疫病响应处置机制和未知病原预警机制，同时建立起强大的科技支撑体系。

　　未来的疫情应对，不会因科学家对严谨结论的追求而耽误预警，也不会因科研进展新闻误导民众。这一切都有赖于科研、疾控、临床的互动协作，有赖于全民素养和媒体责任感的提高，有赖于举国上下的凝心聚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