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我不禁回想起那段，在武汉市统战部的组织下，参与寻访武汉历史建筑，感受武汉历史建筑背后民主党派先贤们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光辉历史的日子。  

  在武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指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在洞庭街46号，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黄炎培、史良、沈钧儒等出席了会议。在武汉生活书店的一次演讲中，民盟第一任主席、民建第一任主委黄炎培结识了周恩来，首次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了民盟与共产党人的长年合作。

  在汉润里32号，中国农工民主党老党员唐午园奉农工党中央之命，以民盟的名义到武汉进行革命活动并秘密成立了民盟汉口支部筹委会。

  民盟成员在解放战争的形势下，为反对内战、促进和平、保产护校、维护社会治安。在解放武汉的前夕，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市民盟布置各条战线的盟员秘密调查各系统、各部门人、财、物三个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送交中共有关部门，以备接管武汉城市时的参考，为迎接武汉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在璇宫饭店，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分析和统一了抗战的认识,为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在汉口华中里66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决定由章伯钧、彭泽湘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表示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战斗。

  农工党的老一辈领导人由此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开启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情谊。邓演达在武汉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琪翔与一同担任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昙华林，有充分发挥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作用的国民政府第三厅。第三厅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化，为武汉和全国的抗日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那蛇山脚下，见证我成长的老房子，每每经过，都可以听见这栋房子向我讲述一位湖北潜江老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友谊，和他深深的爱过情怀。

  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家召开；

  他的弟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他在建国后被周恩来总理提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一位16岁就考中秀才，轰动十里八乡的潜江人。留学日本期间，参与组织筹备同盟会，是同盟会首批会员；参加武昌首义，在阅马场的登坛拜将仪式上，接受黎元洪亲手授予的将关防、聘状、令箭等物，任命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担任孙中山的军事秘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要实现国共合作时，李书城表示坚决支持并积极帮助弟弟李汉俊参加筹备共产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将自己在上海的寓所提供给共产党，在他家的客厅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在与董必武会见期间，李书城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抵御外侮，一定竭尽全力。”

  抗战胜利后，李书城返回武汉，积极投入反蒋斗争，为全国解放奔走呼号。全力支持和帮助侄儿李声簧在武汉建立了地下交通站，负责向党中央和南方局传递有关情报，接待来往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样一位传奇般的湖北老人，和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在寻访过程中深深的打动了我。李书城老先生对腐朽统治者的反抗、对侵略者的不屈，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与忠诚，让我永远也无法忘怀。

  这些曾经见证武汉多党合作历史的建筑，或依旧耸立在武汉街头，或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那些存在的建筑何尝不是见证了我们新时代年轻民主党派成员，不忘合作初心，立志继承民主党派先贤们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见证了我们在统战部的领导下，通过寻访先贤足迹，坚定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携手前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