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东， 1967年1月生，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武汉市委会主委，湖北省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藻类学分会理事长，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

    从201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至今已近10年。在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上，我在思想境界和议政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履职成果。我感到，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不仅是幸运的、光荣的，同时也是可以作出贡献的。

    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并在该所担任过10年的业务副所长，日常主要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和水生态保护，担任政协委员后，关注和提出意见建议最多的也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询问科研项目的时候，三句话不离“这有什么用？能带来多少产值？”有的甚至认为：你们的科研就是发了一些论文，什么实际问题也不解决，科技和生产是“两张皮”。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科技”，包括科学和技术，或者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科技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科学和技术经常被混为一谈，对于科研的投入着眼点也主要在于实用目的，而轻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这种情况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已经是世界第二的大国来说是危险的。

    鉴于此，2013年，我提交了《关于设立原始创新基金的提案》，但没有达到我预想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于是，我下决心要在全国政协的平台上把这个道理讲清楚。2014年2月初，我提交了《让我们的文明古国成为科学思想的发源地》的大会口头发言稿，获得了大会口头发言的机会。这次发言阐述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呼吁加大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提出要重视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我的发言与致公党中央关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大会发言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同一个呼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引发了科技界的多方呼应。一直到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在科技上“卡脖子”，在经济上制裁，彻底唤醒了中国人民在科技上自立自强的决心，支持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政府和民众的共识。

    基础科学研究不仅支撑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年来，我提出意见建议更多的领域是水生态环境保护，而支撑我的也正是水生所的科学家们对于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第一手数据。

    2015年全国两会前夕，鉴于当时长江生态的危急状况，我提交了《长江自有黄金道，长江自有鱼豚乡》的大会书面发言。根据水生所专家们的建议，我在文中提出要对长江水系实施整体保护战略、制定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并明确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开展生态水文调度和江湖连通工程、制止酷渔滥捕和大规模采砂行为，呼吁“要留得住大自然造就的长江的生灵”。这份书面发言在大会期间并未得到关注，同时提交的“关于加强长江水系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战略科技投入的提案”虽然得到了科技部有关部门的约见，但当时也未有进一步的响应。说实话，我的内心是有一些失望的。后来得知，还有多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对长江生态环境表达担忧并提出了保护和修复的建议。

    转眼到了2016年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总书记的讲话使我和水生所的一批科学家们深受鼓舞。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在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上，要敢于发出科学的声音。有的意见即使一时不被重视，但只要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真知灼见，早晚是会得到党和国家的认同的。

    2017年的全国两会前夕，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热门话题。长江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国民普遍喜爱的标志性物种，对其加强保护理应成为长江大保护的切入点之一。这次会议期间，以我和另外9位驻鄂全国政协委员名义提交了《关于把长江江豚保护级别从二级升为一级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我又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布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提案》和《关于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修订老大难问题的提案》，这些提案都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2021年2月，新修订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长江江豚被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针对具体问题的提案得到采纳固然颇感欣慰，而提出一种理念对政策法规产生影响则更有成就感。在水生所的科研业务中，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占据重要地位。我在多年与这一领域专家们的交流中，认识到水生态环境的问题远远不只是水污染，还有设闸建坝、酷鱼滥捕、围堰造田等等人类活动对生物群落的严重破坏。湖泊生态系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仅仅用水质标准来评价是不全面不合理的，甚至被钻空子。为此，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制定内陆水体生态评价指标的提案》，建议制定和实施水体生态评价标准和综合评级办法，在现有的水质评价基础上增加易监测、可考核的生物指标。基于这份提案撰写的一篇建言文章当年8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业界关注。在后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调研活动中，我见到生态环境部负责办理这份提案的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他们都对引入生物指标评价水体的理念热情赞扬，并告知将在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中加以吸纳。

    这些年来，我把科学家们的心声带到了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上，转化为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桥梁纽带和催化剂、润滑剂的作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这段经历将一直被作为我人生中极其宝贵的财富。

（稿件来源：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