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发言中指出，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往往基于重大科学发现。这个规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来就已形成。中国如果要成为领跑未来新技术革命的国家，就应该努力成为科学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中国曾有过“四大发明”，但那时的技术进步基本不需要科学。科学揭示的是事物的原理、本质和规律，而技术发展出的是装备、工具和工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十九世纪时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主要是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没有追究磁力的本质，更没有意识到磁场中的运动能够产生电力；中国人记述了石油的燃烧，但没有追究石油的成分，也不可能分馏出汽油柴油，发明内燃机。今天，中国每年专利申请数已居世界第一，却仍然很少有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为此建议。
第一，中国科学蓄势待发。科学研究需要人才、资金、基础，受到综合国力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中国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发展现代科学必然需要长期的积累和转变。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中国科学正处于从学习、跟踪向创造、引领转变之中，已积聚了较好的基础，形成了创新的自信。日本从1868年开始学习欧美科学技术，推行工业化，到1949年首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经历了80年的时间。我国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只能从结束战争的1949年算起，至今65年。
第二，科学精神必不可少。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科学家和产生重大科学发现的土壤。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难以结出科学思想和发明创意的硕果。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求真、创新。当这种精神渗入民众的思想行为，它带给整个国家的滋养将远远超出科学领域。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科学家也更易于形成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和独立、坚毅的人格。学校教育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培养和传承这种精神的重要载体。教育的改革既是培养大批合格公民的需要，也是培养科学大师的需要。
第三，原始创新是更高目标。当前我国科学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开拓新领域、提出新概念、发现新原理的原始创新。这类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是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为此，国家各类科学基金、人才计划和学术荣誉应该向原始创新倾斜，把原创性作为比刊物影响和研究积累程度等等指标更高一级的评价依据，鼓励青年科学家以探究新领域、提出新问题作为科学生涯的开始，持之以恒地寻求实质性的突破。
第四，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适用于技术而不适用于科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密切相关，却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一些场合使用的“应用科学”一词与“技术”相重叠，不在本文“科学”一词包含的范围）。“两张皮”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而不应误导为科学发现和生产实际之间的问题。技术成果如果仅仅停留于论文或专利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所有科学思想和发现都应立竿见影催生生产力，不然就斥之为“两张皮”。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波理论还是质能方程，它们的发现者都不知道这些理论跟GDP有何关系。但是没有万有引力定律就无法发展航天技术；没有电磁波理论就不可能发展出无线通讯；没有质能方程人类也不可能开发核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体系主要适用于技术研发，把科学研究一概纳入这一体系将阻碍中国成为科学强国。
第五，加强经费管理，也要继续加强经费投入。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现过经费的不当使用，但这不是投入的错误，而是管理没有跟上的错误。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不能因此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已经过剩。经费的投入是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代替的恒久推动力。
新华社、《湖北日报》和《楚天都市报》等媒体都对这一发言做了报道。
